20世纪20年代初，经蔡元培、傅斯年等一批学者的努力，西方考古学知识逐渐传播到中国。至20年代末，学术界发掘殷墟的呼声越来越高。设在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委派该所学者董作宾到河南安阳小屯实地考察，为正式发掘殷墟作准备。1928年10月，董作宾在安阳拉开了科学发掘殷墟的序幕。

1929年，时任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组长、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博士、曾主持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李济到达安阳，亲自主持殷墟的发掘工作。1930年，梁启超的次子、同样留学美国并受过专门考古发掘训练的梁思永也加盟到殷墟发掘队伍中来。

1928年开始的发掘工作，至1937年因日本入侵华北而告一段落。这十年间前后共对殷墟进行了15次发掘，发掘地点集中于洹河南岸的小屯村与洹河北岸的侯家庄和武官村附近。这15次发掘成果显著，找到了商王朝的宫殿区和王陵区，殷墟遗址曾经是商代晚期都邑成了不可动摇的结论。其出土物包括数以万计的陶器、青铜器、石器、玉器、骨器、角牙蚌器，获得甲骨24918片。其中1936年发现的编号为YH127的大型甲骨埋藏坑，一次出土刻辞甲骨1.6万余片。

1929年殷墟第三次发掘 资料图

殷墟的古代遗存，实际并不仅限于商王朝时期。梁思永先生领导的考古发掘，在洹河南岸一名为“后冈”的村庄附近，发现了明确的“红陶文化”“黑陶文化”和“灰陶文化”相叠压的现象，后证实这是一种“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与“商文化”三种物质文化在地下的埋藏关系，考古学称为地层叠压关系。后冈发现的这样一种地层关系，后来被称为“后冈三叠压”。它表明殷墟一带除殷商文化堆积外，还有更早的史前时期的文化遗存，即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

后冈三叠压的发现，被视为中国考古学走向成熟的标志。

（原载于2008年科学出版社《殷墟：一个王朝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