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慕骞，原名张宗让，化名张润东，湖北枣阳人。1925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鄂豫边红军总指挥部总指挥。
1924年，张慕骞考入襄阳私立鄂北中学。1925年冬，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1926年春，张慕骞回到枣北广泛发动群众，开办贫民学校， 进行革命启蒙教育，在枣北地区开展农民运动，任太平镇党小组组长。1927年3月，张慕骞等人组织成立太平镇农民协会，并举办农协会骨干训练班，向广大贫苦农民宣讲革命思想。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鄂北军阀乘机向人民反扑。枣阳县的反动武装捣毁了县党部、县农会，大肆搜捕共产党人。29 日，国民党独立第九师补充团团长杜进德纠集匪众侵袭北乡唐梓山，张慕骞组织农民自卫团千余人将敌包围，毙伤敌15余人，缴获步枪11支。
1928年1月，中共鄂北特委根据湖北省委指示，决定在基础较好的随县、枣阳两地举行年关起义。张慕骞参加领导了攻打邱家前湾、兴隆集和袁寨等地战斗，处决了一大批土豪劣绅和反动分子， 并打退了国民党“建国军”和地方反动武装的多次反扑。年关起义后，在枣阳形成了6块较为巩固的武装割据区域。枣阳革命武装斗争的蓬勃兴起，引起了敌人的恐慌。同年5月，国民党湖北省“清乡” 督办公署任命李纪才为鄂北“清乡”司令，组织“清乡军”采取分进合围、步步封锁的办法，对鄂北军民实行血腥的大屠杀。1928年夏， 张慕骞任中共枣阳县第三区区委书记，坚持斗争。同年秋，枣阳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转移到河南邓县开展工作，张慕骞先后任邓县县委委员、区委书记等职。
1930年5月，张慕骞参加完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后回到枣阳，立即着手县、区、乡苏维埃政权组织的筹建工作。8月，张慕骞任中共枣阳县委委员兼枣北特支书记、枣阳县苏维埃政府主席。10月，遵照中央指示，中共豫西南特委、鄂北特委合并，成立中共鄂豫边区特委，张慕骞出任特委委员。中共鄂豫边特委成立时，基层党的组织基本处于瘫痪状态，红军给养严重不足、弹药急缺。为了摆脱困境，特委决定在迅速恢复和发展党的基层组织的同时，集中红二十六师主要兵力，北上豫南，攻打唐(河) 泌(阳)桐(柏)三县。红军部队于11月攻取唐河县城后继续东进， 在唐东毕店作战失利，被迫返回襄枣宜根据地。
襄阳地区武装斗争的胜利和各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特别是红二十六师占领唐河县城的壮举，震惊了豫南、鄂北的国民党反动派。1931年1月，国民党驻襄阳第五十一师、驻枣阳第四十八师14个团共1.7万人，在地方反动武装配合下，兵分两路从枣阳、襄阳对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红二十六师受“左”倾冒险错误影响，没有采取避敌锋芒、寻机歼敌的策略与敌周旋，而是集中力量与敌正面作战，导致红二十六师蒙受重大损失，直至部队被打散。1931年4 月下旬，红三军北征鄂西北，敌主力急忙由苏区西调，以防堵红三军， 从而减轻了对鄂豫边苏区的压力。5月，程克绳等人趁机召集失散隐蔽的红军战士及赤卫队员500余人，在襄阳陶山庙整编并恢复了红二十六师的建制，张慕骞担任政治委员。张慕骞等人在积极动员扩军的同时，注重政治建军，制定了严格的军纪，并在部队中建立和完善党组织，大力开展政治教育，红军队伍也由原来的800余人扩大到1500余人。6月，红二十六师向南挺进，打击钟北之敌。枣阳反动武装趁机在乌金店一带修筑工事， 准备向枣西进攻。7月上旬，张慕骞等人闻讯，火速回师枣阳，将敌击溃。9月，张慕骞兼任中共鄂北临时分区特委书记。
1931年12月，鄂豫边苏区受“左”倾冒险错误影响，在“改造党、改造苏维埃、改造红军与群众工作”的口号下，在党政军内开展所谓的反“改组派”斗争，大搞错误的内部“肃反”。在军事上， 主张“绝对不容许脱离根据地和分散游击”，固守苏区与敌硬拼， 导致襄枣宜根据地的武装斗争每况愈下。1932年2 月2日，鄂豫边特委在新街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对中共鄂豫边特委和鄂豫边区革命委员会进行了改组，成立了中共鄂豫边临时省委和鄂豫边临时省苏维埃，张慕骞任临时省委委员。22日，又连夜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放弃襄枣宜根据地后方，采用分头游击的战术冲破敌人的“围剿”。为了统一指挥，后又成立了鄂豫边红军总指挥部(又称红九军总指挥部)，余益庵、张慕骞、曹梦久先后任总指挥。同时，将红二十六师改编为红九军第一路游击军，将5个游击纵队改编为第三路游击军。会议还决定临时省委、省苏维埃政府机关暂时迁往白区。为此，在会上又成立了临时省委苏区代表团，代表临时省委直接指挥领导一、三路游击军及根据地各级党组织。张慕骞为代表团委员之一。同年4 月，任鄂豫边红军总指挥部(又称红九军总指挥部) 总指挥。5月，任红九军前敌委员会委员。
1932 年 3 月底，尉士筠受湘鄂西中央分局派遣，以湘鄂西中央分局代表的身份，来到鄂豫边区指导工作。面对兵力众多、装备精良的国民党正规部队对根据地的“围剿”，尉士筠顽固坚持“不准向外游击一步”的方针，完全放弃游击战，强令红军分兵把口，消极防御，“专在苏区内与敌死拼”。不仅如此，尉士筠还解散了根据地的赤卫军等群众武装，使红军失去群众武装的帮助和掩护，铸成大错。结果，“前后 50 余日，大小 30 多次战斗，每次都在敌人包围之下失败”，部队伤亡惨重。面对严峻的形势，5 月底临时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建红九军前敌委员会，由张慕骞等 5 人组成， 试图扭转局势，但为时已晚。在根据地各级基层组织均已不复存在的情况下，6 月 5 日临时省委决定将临时省苏维埃工作人员全部编入游击军，将临时省委机关迁往南阳转入地下活动，留下组建的临时省委苏区代表团坚持斗争。不久，尉士筠跑回洪湖。至此，襄枣宜根据地全部丧失。
1932 年 6 月初，从马鞍山突围出来的 170 余名红军战士，在吴寿青、马三光等人的率领下，避敌锋芒，巧妙地与敌人展开游击战，仅7天时间就消灭了 6 个敌团防局，并截获了国民党军队的一批军用品，红军装备得到很大补充。这时，红九军前敌委员会书记郝久亭却强令红军返回根据地与敌作战，张慕骞竭力反对，建议向毗连苏区的大洪山一带游击，暂避敌人锋芒，向南可与钟北新苏区连成一片，向北可作为坚持老苏区斗争的依托。但建议未被采纳，反被扣上逃跑主义的帽子，张慕骞愤然离队。
张慕骞离开根据地后，曾先后到武汉、北京、南京等地，试图向上级党组织汇报鄂北情况，但始终未接上关系。1935 年，经人介绍东渡日本勤工俭学。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回国，经审查恢复党组织关系，派往国民党政府军第一二八师开展军运工作，先后任师政治部科长、代理主任。1940 年春，在行军途中遭日军飞机轰炸，不幸牺牲。